甘肃的片子属于我的比较早一个时期的影像写作，回到北京，回到自己日常的生活中间，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才能开始。所以对我来说，贫乏电影应该也可以指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实践。影像写作，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批判。后来拍《地层》的经历让我回到了接近我个人日常生活的位置。

　　《地层》也许是异轨了一个地质学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层面的变动，这使我渐渐感到了北京-甘肃这两个对我来说重要的地点在“变动”上的呼应。

　　这种变动，这种“地层”的动荡，我感到是均质的。无论是北京还是甘肃，城市还是农村，它们之间完全相互平行。

　　芬雷：关于影像写作，你们俩个都倾向于理解为一种主动实践的位置，同时也是主动实践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晨雨会遇到民族志与身体的问题，丛峰会发现地方之间的某种平行与“考现学”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实践的路径。访谈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毛晨雨：我最后补充一点，也是我最想说的：2008年当我回到湖南重新拍摄细毛家屋场时，我突然发觉数字电影机器也是一种权力机器。我可以实现村落、民生以及历史的图像化，这真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想象，这部将《推背图》进行了地方发展的《神衍像》，开篇在利奥塔“呈现差异”之后，发表了一句感概：“我在哪里，哪里就有历史。”

　　这种神秘主义的推进，延续至今。这也使得稻电影作品多少暗含着某种神学的寓意。

　　丛峰：我正在做《地层》的第二部，用的全是网络视频资料，用别人的材料，却发现更自由了，也许“作者”就该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