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墨盒的呈现大约呈现在清朝中期。同治初年，茂才陈寅生开端在盒面上刻上书法或山水花鸟图案，使器物变得精巧。齐如山在他的《北京三百六十行》中说：“刻墨盒始于陈寅生”。文物学家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也记载：“京师厂肆专业墨盒者，推万礼斋为最早;刻字则始详于陈寅生秀才……时同治初元也。”到了民国年间，北京又出了一位继陈寅生之后冠绝一时的刻铜我们，他就是其时琉璃厂同古堂图书印章墨盒铺的主人张樾丞。末代皇帝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和建国后的“中央人民政府”等玺印都是出自张樾丞之手。其时铜墨盒的刻制，除专业刻铜家外，还有文人画家的参加。画家、金石家姚茫父就经常奏刀，自画自刻。他也常与陈师曾合作，陈画姚刻之墨盒，为盒中精品。张樾丞也曾与其时许多名士文人如陈师曾、金城、溥儒、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合作，由这些艺术家绘图，供其作刻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刻家，所刻、绘图亦有适当精巧者，在保藏中当择优藏取。同古堂，荣宝斋，懿文斋等斋号，都有墨盒精品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