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您对“重建古史”的侧重，让我想起了您曾提到过的张忠培先生。您说他终身走过的路，终身所说的话，终身所著的书，都是在考虑我国考古学展开的“焦虑”中为学科立心。我国考古学展开的“焦虑”是什么呢?

　　孙庆伟：我国考古学的“焦虑”可以从傅斯年说起，当年他兴办史语所，就是要寻求“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我国”，与西方汉学争胜。当然，跟着学科的展开，考古学的使命已趋于具体化，可以用苏秉琦先生的“六十年圆一梦”概括，即“修国史，写续篇”。所谓“修国史”，是指以考古学重建我国古史;所谓“写续篇”，就是指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来历》写我国续篇。这样巨大的使命和悠远的路程天然使得我国考古学界充满了焦虑，当然这种“焦虑”也反映了我国考古学的自觉与自立。

　　笔者：在给2018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毕业生的致辞中，您呼吁同学们传承北大考古的“心传”。能否说说您是怎样了解北大考古学科的“心传”，又是怎样看待当代考古学者的使命?

　　孙庆伟：已然是“心传”，必定“不可言状”。说到底，这是一种空气，一种感悟。任何一个北大考古学子，当他直面“考古学思想家”苏秉琦、“前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宿白、“商周考古榜首人”邹衡、“诗的考古学家”俞伟超等师长时，心里必定会有某种感受，荡起某种涟漪。总括这些长辈的功劳，其要有三，即“研讨一流的问题，做一流的学识，当一流的教师”。一代代学人见贤思齐，薪火相传，缔造北大考古学科永久的荣光，这就是北大考古人的“心传”。

　　考古学是一门“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的学科。前不久我提出北大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的愿景是：致力于培养优异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明的传达者”。这也是我对当代我国考古学者使命的了解，那就是保护好文明遗产、说明好文明特征、传达好我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