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自古而今，生生不息，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精华之所在。书画艺术经过五千年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科学完备的艺术体系，是记录我们国家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根基。书画艺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结晶，印刻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烙印，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息的见证。

在书画艺术的组成元素中，钤印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对整体的布局谋篇起着调整平衡、稳定重心、分间布白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可以极大地丰富书画作品的文化主旨、文化元素、文化意蕴，大幅提升书画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现代书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曾说：“中国印章的朱红色，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响应、破除平板，以及稳正平衡等等效用。”“印章在画面布局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又说：“中国诗文、书法、印章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绘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的艺术性，与中国的传统戏剧融有音乐、舞蹈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而钤印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篆刻艺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需要有一种表示信用的凭证，以保证货物的安全转徙或存放，根据这样的需求，当时的人们将篆刻之法化入玉石、金属、木竹等素材，制成原始的印章，并将物件用绳子捆扎后，在绳结处涂上一种特制的胶泥，泥上加盖印章，待胶泥干透即与绳子粘合牢固，使物件在运转途中不致散乱丢失，保证完整无缺。这种盖有印章的泥块，后人称之为“封泥”或“泥封”。这是最早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印泥，更是后世印泥之所以称“泥”的来历。

至大秦一统宇内，横扫六合，不仅扩大了印章的使用范围，同时规范了印章的使用要件，印章成为表征统治阶级权利的法物，根据封建等级制度，对皇帝、各级官吏、平民百姓所用的印章的名称、用材、规格等作了种种严格的规定。秦始皇自己制作了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从此“玺”这名称成为封建帝王所专用，“玉玺”成了代表封建帝王权位的象征。

及至宋朝，文化艺术繁荣鼎盛，书画艺术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以苏轼、文同、米芾等为代表的书画巨匠不仅将“文人画”推至巅峰，同时将印章作为款跋的附丽，成为“文人画”的必要装饰，以此来丰意增韵，提升境界，如米芾的《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中连用了“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等七个印章，开创了“钤印”的历史之先河。此后诗、书、画、印四者，并称“四绝”，互相辉映，融为一体。“钤印”遂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门类，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元代，书画之法崇古尚意，更重文人之气，而这种文化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钤印”艺术的发展，元代书画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就自创“玉箸篆”入印，流丽圆转，后世称“圆朱文”，并多用于其书画作品之中，与其书画作品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子昂之后，对后世“钤印”艺术具有重要影响的是至正年间的吾丘衍。他创作了“钤印”理论的开篇巨著《学古篇》，主张“钤印”必须学习秦汉，以篆书入道。书中的《三十五举》，即是他归纳的三十五条学印须知，成为后代学习“钤印”的经典著作。

明代文彭，是“钤印”艺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清初周亮工的《印人传》一书中尊之为“篆刻之祖”。文彭主张学习汉印，力求雅正秀润，以矫宋、元以来一味屈曲盘回之失。“钤印”艺术经文彭的倡导，“一时靡漫，畅开风气”，其中以“皖派”“浙派”人数最多、影响最广。两派同源异流，都以秦汉为宗，而又自立门户，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皖派”又称“徽派”。创始人为安徽新安人何震。他是文彭的学生，与文彭并称为“文何”。他的印章浑穆秀润不及文，而苍劲猛利则过之。他的名声很大，有“何震一出，印章一道遂属黄山”之誉。其学徒影响甚广，甚至远播日本。日本德川时代的心越禅师受“徽派”影响，在日本创立了“江户派”。苏宣之后，“徽派”一脉走上了一条形式主义的道路，背弃了秦汉古法，因袭摹拟，少有变化而日趋没落。

“浙派”的创始者是浙江钱塘人丁敬，“丁敬兼撷众长，不主一体，故所就弥大”。他与“徽派”同师秦汉，而不为成法所囿，博取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格。他与后继者蒋仁、奚冈、黄易、陈鸿寿、陈豫钟、钱松、赵之琛，合称“西泠八家”。

清代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提出“印从书入，书从印出”，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刚健多姿的朱文印及庄严浑厚的白文印，自成一家，被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除邓石如外，清朝盛大士也在其绘画理论著作《溪山卧游录》中写道：“图章必期精雅，印色务取鲜洁，画非借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为白璧之瑕。历观名家书画中，图印皆分外出色，彼之传世久远，因不在是，而终不肯稍留遗憾者，亦可见古人之用矣。”可见，清代书画家对钤印的使用相当重视，并且在技法、使用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在继承和发扬“皖”“浙”诸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不少很有成就的篆刻家，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他们在“钤印”时随意摆布，而恰到妙处，真可谓是神思奇想，巧夺天工。

如今，“钤印”艺术已经和书画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志性符号，体现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中国传统哲学审美特征及精神寄托，表达出对生命之“气”的律动和通达的探索，以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质抒发出阴阳相生、矛盾转换的一种心性之美和人文艺术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