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偏向写实的水墨人物在多元的派系中，逐渐呈现出南北两个不同的发展态势。近年来，水墨人物画的主题性创作也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对人物形象的写实能力要求较高，由此在主题创作语境下的水墨人物表现形式应当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就在文化领域提出了“北人南相、南人北相”之说，并暗道出南北的品格互补与模糊思维可以产生极大的文化张力，应当是国人的一种自新之路。基于这一言说，笔者认为在主题性美术创作语境下的水墨人物亦可以是南北兼容的，既有北派严谨的造型，又有南派淋漓的笔墨传统，在造型与笔墨的关系中不断推进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样式风貌。

　　北方基本以徐悲鸿、蒋兆和所开创的“徐蒋体系”为主，其特点是注重坚实的素描造型、勾勒立骨与山水中皴擦渲染的笔法相结合。而“徐蒋体系”的绘画风格和造型语言也在不断影响北方后几代人的创作实践。著名画家周思聪的人物画善于用渴笔慢速勾勒人物，既强调渴笔慢速的线条味道，又易于控制形体结构的严谨，中锋行笔力求稳健、骨法，正因她在创作中对“形”的控制把握到位，才使得《人民和总理》这样的传世佳作得以诞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题材选择日益宽泛，表现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且大多对画面的尺幅大小有所要求，所以美术家的作品基本尺幅较大。笔者认为“徐蒋体系”中对造型的严格把握这一点，应当是支撑起大尺幅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的关键。在近几年的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谭乃麟的《老阿姨——龚全珍》、吴宪生的《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王珂的《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等。这些作品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宏大场景，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创作了一批鸿幅巨作。以《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为例，正是因为建立在严谨造型的基础上，表现性的笔墨语言、人物传神的刻画和构图平面性的组合才使得这张鸿幅巨作不失严谨与厚重。

　　南方基本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等人开创的“新浙派人物画”为代表，注重笔墨情趣，在写实性人物画的表现上，强调笔墨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新浙派人物画奠基人之一的方增先，不断修正西画素描介入中国画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早期代表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都是新浙派人物画风格具有开创性的代表作品，将“勾花点叶”式的笔法代入人物的体面结构。潘天寿要求学生“把脸洗洗干净”就是在素描教学中强调去除光影的因素，提炼出穿插关系明确的线来表示结构体积，以突出人物画的书写性和笔墨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充足的文人画笔墨韵味成为了新浙派人物画的重要特点，这种形式语言的框架发展到后几代的浙派人物画家，也大多数都是以笔墨为准的。

　　与北方“徐蒋体系”画家姚有多的《陈胜吴广起义》相比，作为第二代新浙派人物画的代表性画家之一吴山明的《大泽聚义》是将“笔—笔墨”这一概念置于画面的审美核心，强化了宿墨加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弱化写实性以突出意笔表现。《陈胜吴广起义》和《大泽聚义》两张作品均是以“陈胜吴广聚义反秦”为主题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也是对同一历史情境的史诗性再现，堪称经典。这两张作品都有画家对历史不同的解读和南北特征鲜明的语言表达。一北一南，一干一湿，一强调造型一强调笔墨潜力，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延展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表现力。

　　笔者认为，南北方的人物画虽有不同传统和主张，但本质上应当是同一规律。北方的造型与南方的笔墨在主题创作中都是服务于画面的手段而非目的，在视觉史诗中抒写国人的主体精神才是根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吸纳南北的传统，品格互补，相互师法，融汇贯通，南北兼容。

　　刘国辉是新浙派人物画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敏锐的思考以及用造型带动笔墨的实践，拓展了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空间和表现力。在他的写生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了结构紧而用笔松的特点，表现结构的部分要加以突出强调，非关键之处则适当弱化或省略。欣赏刘国辉的画面，仿佛进入一个笔墨变幻无穷的世界。但刘国辉并没有陷入笔墨中心论的误导，而是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基础之上不断努力深化造型意识，无论是在写生还是创作中，他都把结构摆在首要位置，写生中的变形、夸张、概括、变幻无穷的笔墨，实则都是在服务人物的结构关系。

　　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家杜滋龄在多年来的实践中以写形、传神、造境著称。他的人物画既有坚实的北方造型功力和深入细节的刻画能力，又有南方笔墨与意境共融的学术修养。这种风格的形成也得益于他早年在北方师法叶浅予、蒋兆和与黄胄，后又在杭州融汇了浙派的精神，得以融汇南北气质。在《旦知拉毛姑娘》《晨曲》《藏族妇女生活组画》等以表现藏族人民生活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杜滋龄对人物的形态表情观察仔细入微，并借助素描造型的理念，在头、手等细节的部分有丰富的表现，其中《旦知拉毛姑娘》的刻画尤为精彩。著名评论家薛永年曾在文章中高度评价杜滋龄的水墨人物画“在笔墨点线运行中造型，打通南北，实现了生动笔墨与精准造型的结合” 。

　　南北人物画因审美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主题创作的面貌各有长短，但在现实主义人物画道路上，也有诸如刘国辉、杜滋龄这样的艺术前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着南北兼容的契合点。

　　鲁迅在文章《北人与南人》中提出了“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这是中国人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正是在人文领域提倡了南北兼容的观念。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新时代国人内在精神的延续与拓展，在价值标准多元化的当代人物画中，也应当在其中努力寻找南北兼容的契合点。将这一思路化为笔痕是艰难的，也是当代主题创作中的青年画家群体可以尝试研究并实践的方向之一，这不仅只是主题创作语境下水墨人物画的创新与超越，也包含了更多文化阶层广义上的兼收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