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公布达盖尔银版拍照法，拍照术便敏捷向世界各地流布，其中也包含我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鸦片战役中落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定《南京公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尔后，拍照术便跟着大量涌入的西方人，首要传到了广州。

　　1846年底，湖南名士周寿昌在广州游历，期间看到了拍照术，感到惊奇不已。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拍照的过程以及条件，以为拍照的作用“神态酷肖，善画者不如”。不过，他仍是依据传统的理解，将拍照称为“画小照”。

　　尔后，拍照术又流传到国内的其他地区。到光绪九年(1883)，周寿昌慨叹说：“今照像法我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我国幅员辽阔，并且那时交通又远不如今日兴旺，所以直到民国年间，许多小县城还没有专门的照相馆。

　　关于初度见到拍照的国人，在面临镜头时难免感到惊慌。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定《北京公约》，当法国人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奕訢拍摄时，恭亲王对着相机“面色死灰”，“忧虑这个机器可能随时攫取他的性命”。

　　这种瞬间成像的技能过于奇特，令人难以承受，所以又产生了拍照是摄人神魄的异说。面临拍照，官宦士人尚且忧惧若此，遑论平民百姓。拍照术传入福州之初，许多本地人以为照相会把魂摄去，因而对此敬而远之。鲁迅在民国初年曾说，S城(即绍兴)在咸丰年间现已有照相馆了，可是“S城人似不甚爱照相，由于精力要被照去的”。

　　不过，这种疑问都是暂时的，由于拍摄之人并没有死去。1871年，英国人汤姆逊来到北京，访问恭亲王，并趁机给他拍摄了相片，那时的恭亲王不只现已对拍照毫无惊骇，乃至还很感兴趣。清末武汉开设的许多照相馆，因拍照能摄人魂灵之谣传而生意清淡，1898年戊戌政变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美华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像，并被悬挂在照相馆门口，方始消除民众的惊骇，所以拍照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至宣统年间，北京财政学堂的应考规矩规则“各项考生入学考试前，无照相片者概禁绝考”，更可见相片之遍及。晚清社会，友朋间相互寄送相片也蔚成风气，比方慈禧太后曾将自己的相片赠予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和其他国家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