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思维侧重表现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万物各正性命、原始反终的天然本体观念，荆浩之“物象之源”正是此我国传统思维对天然认知的承续。此传统在我国文明前史中一直流传有序，如道家一向之天然观;六朝宗炳《画山水序》之“澄怀观道”及王薇《叙画》之“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中唐张璪所谓“物在灵符，不在耳目”等等，皆为荆浩“物象之源”理论提出之条件。

　　“物象之源”应了解为事物来源的、固有的、天然的，一起又是相互依存且个正性命的本然存在。若如西方传统风景画重视“近大远小”的透视法的图式，在荆浩看来，这种因透视要素而得的“树大于山”图式实则是视觉效果掩盖了物之本性而有悖于物之“常理”，亦即不明“物象之源”。荆浩“物象之源”更多地着重不故意节录孤立停止之视觉所见，寻求同天然之功、得造化之理的物象天然之实在。也就是说：于天涯之图，写万物千里之景，树、石、云、水以及各类点景当以天然造化之常理，各正性命之次序图真于绢素，亦如荆浩为解说“物象之源”所罗列之现象：“夫木之生，为受其性……其有楸、桐、椿、栎、榆、柳、桑、槐，形质皆异，其如远思，即合一一清楚也。”以及对山水之象的种种描绘，合理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