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在现今世书学理论视域中时常被提起、被评论，且往往以加强文明涵养、多做所谓的“学识”为终究旨归。“文人末技”的思维观念从何而来，又怎么与书法艺术发作相关?

　　咱们无妨扼要整理这一思维的历史沿革。

　　扬雄(公元前53-18年)善辞赋，在其《法言》中指出作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恐其难免于劝而壮夫不为。“讽”是扬雄好赋的深层原由，且“好赋”不能作为通往“壮夫”的途径。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许久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难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扬雄《法言·吾子》)

　　“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孙过庭(646-691年)在《书谱》中转用了扬雄的思维建议，但从前文的语境来看，“君子立身，勿修其本”才是着意表达之处，精于毫翰虽好，沉湎其间却不为发起。

　　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信札，俯习寸晷;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
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孙过庭《书谱》)

　　李渔(1611-1680年)《闲情偶寄》中将填词视为文人末技，并着重“吾谓技无巨细，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在“精”与“利于善用”的前提下，消解了末技。扬雄的“壮夫”、孙过庭的“立身”，在李渔看来并非不复存在，而更平添一分苦口婆心后的逆来顺受。